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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7 12: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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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取经故事在社会上流传，西游故事也表现为三个文化走向：一是取经故事的符号化，即取经故事逐渐脱离了其本身的宗教性质，被赋予一种象征性的意义--人生奋斗的意义。“西游”故事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不是因为唐僧取来了经书，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而是因为取经故事本身，具有一种激励的因子，能对人们产生鼓舞作用；在于取经的过程，寓含着人生奋斗的真谛。二是唐僧形象逐步地士大夫化和孙悟空渐次在故事中占据主角地位。这一方面说明了国民性格在经历了强汉盛唐之后，由阳刚向孱弱转化的事实。国民自信心的下降，使人们对玄奘个人突破艰难险阻而终于生还的事实不可理解，以致于不得不借助于神奇的力量来达到取经的目的，其结果便表现为神性对人性的异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人民对自己孱弱个性的不满，不屈于自然和社会的恶势力，因而借助幻想的形式，歌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英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被唐太宗授予“铜筋铁骨大圣”[17];《西游记平话》中，孙吾空被如来授予“大力王菩萨”[18];至吴承恩的《西游记》，孙悟空的佛号才再变为“斗战胜佛”.很明显，“铜筋铁骨”只是就猴行者的外部特征来说的；“大力王菩萨”虽然深入到了孙吾空的内里，但并未突出其精神实质；至“斗战胜佛”,才真正突出了孙悟空的精神内核。三是内容的渐次丰富。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取经队伍的不断壮大。由玄奘的孤身远征到《诗话》的“僧行六人”,再到《平话》的四人取经集团，再到吴承恩《西游记》的“五圣”,取经集团不仅表现为人数上的增加，更表现为战斗力的增强。另一方面，遇到的艰难险阻和妖魔鬼怪也越来越多，妖魔鬼怪的战斗力也随之提高，并由此带来了矛盾冲突愈来愈尖锐，因而更体现了取经集团克服困难、战胜妖魔的抗争和进取精神。
在吴承恩《西游记》中，抗争和进取精神一直是作品的主体精神。《西游记》虽然由大闹天宫、取经缘起和西天取经这三大块组成，但是，西天取经却是作品的主体部分，也是取经集团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取经集团与妖魔鬼怪斗，与自然灾难斗，更与取经集团内部的种种自我的弱点斗。其中每翻过一个山头，每渡过一条河流，每战胜一个妖怪，都是取经集团抗争和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西游记》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正是取经集团进取和抗争精神的最好注脚。
三
《西游记》的抗争与进取的主题，更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透过天界佛国的幻想世界我们可以看出，《西游记》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和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
《西游记》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唐僧形象的塑造上。关于这一点，我在《“醇儒”人格的反思与批判》一文中已经有比较全面的论述。概括说来，唐僧是封建知识分子和虔诚佛教徒的复合体形象。这个形象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他具有坚定的取经信念，但在取经的具体实践中，却表现为百无一能。一听说有妖怪，他就吓得战战兢兢，坐不稳马鞍。取经遇到了困难，他也是束手无策，毫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被妖怪捉住时，他除了乞哀告怜，就只会哭。因此，他被悟空、八戒送了一个雅号--“脓包”.这种个性集中到一点，即表现为精神境界的崇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匮乏。唐僧身上的这种特点，和程朱理学“醇儒”式的人格理想有着重要关系。“醇儒”人格要求人们“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19],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内省”,而很少想到“外扩”.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对社会的战斗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明代后期，随着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思想解放的启蒙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不知职掌何事”[20],“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21]的空谈无用的“醇儒”人格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王阳明就批评理学家们“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22]李贽则臭骂当时儒生“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如同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23]黄宗羲也批评理学家们平时高谈阔论，用以“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24],以致于“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25].到了国家危难之际，那些儒生竟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26].这同唐僧明知“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但因“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一样，虽然充满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悲壮情怀，却很难让人肃然起敬，反而使人感到可悲与可叹。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醇儒”人格的悲剧。
对传统人格的反思与批判，必然导致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早在南宋，针对着程朱理学重道德而轻实际才能、轻事功的“醇儒”人格，陈亮就曾指出，“醇儒”们“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27],以“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为何物”[28].叶适亦认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29]逮至明代，“事功”和“务实”思想更是屡见于著述。王廷相十分注意“行”的重要，认为“致物”与“履事”应该密切结合。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知行分离的弊端，强调“知行合一”,强调不能离开“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30].吕坤对道学家们“舍官守而语玄虚，薄事功而课名理”[31]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事功”才是真学问。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则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32]的著名命题，表现了对务实人格的倡导。而尤为当时人们所向往的，则是以“狂”为外部特征的自由、开放型人格。王阳明就称自己具有“狂者的胸次”[33].王畿则“宁为阙略不掩之狂士，毋宁为完全无毁之好人”[34].颜钧主张撇开一切“道理格式”,“率性所行，纯任自然”[35].罗汝芳则要求“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36].祝允明以“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37]而闻名。徐渭则行为举止奇奇怪怪，近于疯癫。李贽可说是明代狂人之首，被称为“异端之尤”.此外，像著名戏曲家汤显祖、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狂”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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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7 12:1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