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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刘蜀后期人物三论
沈伯俊
内容提要 本文对蜀汉后期的四个重要人物予以论析,指出:(1)刘禅虽然平庸,却安于君位;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表现不算太差,堪称“庸主”的典型。(2)蒋琬费祎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对稳定蜀汉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三国演义》对他们执政时期一笔带过,是一个明显的缺陷。(3)姜维虽力图继承诸葛亮遗志,但国势衰微,无力回天,只能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
关键词 刘禅;蒋琬;费祎;姜维
长期以来,在《三国演义》的众多人物形象中,除曹操之外,人们主要致力于对刘蜀集团人物的研究;而在刘蜀集团人物中,研究最多的则是诸葛亮、关羽、刘备、张飞等创业和立国阶段的人物。这与《演义》的整体构思相合,因而是合理的。不过,对刘蜀后期人物关注过少,毕竟还是一个缺点。本文特拈出其中几个重要人物,略加论析。
一、阿斗--庸主的典型
《三国演义》中的蜀汉后主刘禅(乳名阿斗),在位四十一年(223-263),先有千古名相诸葛亮主持大局,后有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文武贤臣尽心辅佐,但他却一直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后来竟让宦官黄皓专权,朝政日益腐败,终于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与他那位弘毅坚韧、百折不挠的枭雄父亲相比,这位亡国之君实在让人看不起,“扶不起的阿斗”便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一句定评。
不过,人们在抨击、嘲笑刘禅的时候,往往出自对诸葛亮的追思、对蜀汉的悲悼,情绪宣泄多于理智评判。如果对具体的历史作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也许会对刘禅的性格和命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诚然,刘禅非常“笨”,但并非一无是处。衡量一国之君的好坏,不是看其个人才干如何,而主要应看两条:其一,国家是否安定,政治是否清平;其二,君臣关系是否正常。梁武帝博学多通,才华出众,但赋敛苛重,忠奸不分,晚年佞佛,一手造成侯景之乱,以致黎民涂炭,自己也被饿死,实在难逃昏君之责;隋炀帝天资聪颖,文武兼备,但穷奢极侈,横征暴敛,滥杀大臣,导致天下大乱,更是不折不扣的暴君。刘禅作为一国之君,最大的毛病是“平庸”,无所作为;最大的优点则是“安于君位”,没干什么突出的坏事。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他的表现还不算太差,堪称“庸主”的典型。
就内政而言,曹魏后期,自司马懿于正始十年(249)正月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独揽大权以后,屡次发生反对司马氏的激烈斗争: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谋立楚王曹彪,以抑制司马懿,司马懿讨王凌,王凌自杀,曹彪被“赐死”;嘉平六年(254),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张缉谋诛司马师,以太常夏侯玄代之,事泄被杀,不久,司马师废少帝曹芳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司马师,司马师率兵攻之,毋丘俭兵败被杀,文钦奔吴;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反司马昭,称臣于吴,司马昭挟持魏主曹髦及太后,率大军往攻,直至次年二月才攻破寿春,诸葛诞被杀;甘露五年(260),魏主曹髦亲率殿中宿卫僮仆讨司马昭,司马昭命亲信贾充率兵迎战,杀害曹髦,另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十余年间,真是内乱不已。孙吴后期,政治也很混乱。特别是末帝孙皓在位的十六年间,骄奢淫逸,穷凶极恶,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全国人口不过二百几十万,而他的后宫竟达五千余人!致使吴国迅速衰落,将士离心,百姓贫困,怨声载道;西晋大举伐吴之前,国内已有多处起义和兵变。相比之下,刘禅在位四十一年,虽然后期内政日渐走下坡路,但政局基本上保持了长期平稳。
就君臣关系而言,曹魏后期,司马氏靠政变上台,又以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垄断权力,其与曹魏皇室之间,全无信义可言:架空少主,威逼太后,两度废立,甚至悍然杀害皇帝,血溅宫廷;而被害的魏主曹髦则留下一句千古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1〕吴国末帝孙皓在位期间,对大臣视若仆隶,任意残害: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定策迎立他为帝,仅仅四个月后,他就杀了二人,可谓恩将仇报;右丞相万彧在他为乌程侯时即与之交好,最早建言迎他为帝,却因进谏被责而自杀〔2〕;中书令贺邵屡次进谏,引起他不满,邵中风,口不能言,被他怀疑装病,拷打得体无完肤,终被杀害;侍中韦昭有良史之才,因撰写《吴书》时坚持据实而书,竟被下狱,亦遭杀害〔3〕……他杀人还常常花样翻新:或锯人之头,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4〕。如此兽行,自然使君臣关系极其紧张。相比之下,刘禅在位期间,与大臣的关系显然要好得多。
历史上刘禅的在位期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诸葛亮辅政时期(223-234);中期,即蒋琬、费祎执政时期(234-253);后期,即黄皓由干政到专权时期(253-263)。在这三个时期中,刘禅基本上能守君道,优礼大臣;即使后期昏庸日甚,也几乎未见残害大臣之事。
在诸葛亮辅政时期,刘禅严格遵循父亲“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遗训,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5〕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在封建时代并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不仅如此,诸葛亮逝世后,他仍追思不已,九年之后,又招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为驸马。至景耀六年(263)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6〕这证明他确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云:“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能够如此,堪称千秋楷模;而从刘禅的角度来看,能让诸葛亮“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也很值得赞许。
蒋琬总统国事时,刘禅当皇帝已有十二年,早就可以自己作主了;但他并不独断专行,对蒋琬、费祎这两位执政大臣仍然十分尊重。蒋琬从延熙元年(238)出屯汉中,到延熙九年(246)卒于涪城(今四川绵阳),在外达八年之久;费祎从延熙八年(245)起,两度出屯汉中,后又驻扎汉寿(原名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直至延熙十六年(253)被刺,在外时间也长达六年。然而,“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7〕在此期间,协助蒋琬、费祎执政的董允忠直敢言,对刘禅的一些不合理要求敢于劝阻;刘禅虽然不太高兴,对他却颇有几分敬畏。如果换一个皇帝,很可能会蛮横拒谏,而董允则可能早就被罢官,甚至下狱或被杀了。
蜀汉的最后十年,宦官黄皓由干预政事发展到专权乱国,这是刘禅的一大过失。不过,这一时期,还不全是奸臣当道,刘禅也用了一些忠臣、贤臣。此时蜀汉的最高官员是大将军姜维,他连年北伐,刘禅都没有猜忌阻拦,没有派人去监视,更没有因其几次兵败而将他撤职囚禁乃至杀头。姜维率兵在外,朝中实际执政大臣先后为陈祗、董厥、樊建、诸葛瞻等;除陈祗与黄皓内外勾结,助其干预政事之外,其余几人均可称忠臣。然而,他们对刘禅的过失却很少谏阻,对黄皓也未加抑制或惩戒。所以,对黄皓的专权乱国,他们也不能完全辞其咎。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在绵竹战死前就曾长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8〕
说到蜀汉的灭亡,首先是因其疆域最小,国力最弱,长期与魏对峙,民力已消耗殆尽;其次是因后期朝政腐败,加速了国势的衰落。对此,刘禅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姜维、董厥、樊建、诸葛瞻等人缺乏远见卓识,军事、政治举措多有不当,也并非毫无干系。--尽管他们忠于蜀汉,却无法挽回亡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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