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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7 11: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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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府、县官员大送日历
《金瓶梅》还写了许多送日历的故事,例如第75回写平安禀告西门庆:“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历日。”玳安儿拿宋御史回帖儿来回话:“赏了小的”“一百本历日”;西门庆说:“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二百本历日”.第76回写西门庆在家宴客,“忽有本县衙差人送历日来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门庆把五十本拆开,分给吴大舅、应伯爵、温秀才三人。第78回写宋御史又差人“送了一百本历日”.由此看来,《金瓶梅》用了三个回目不厌其繁地记述了省、府、县三级官员大送历日的故事。这种描写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看来这应该是历史事实的一种反映,不是作者凭空捏造的。有人用宋御史宋乔年的名字来解释,说什么宋的谐音是“送”,“乔”是假的意思,他送给西门庆的是“乔年”,预示西门庆将要死,你看第79回他不就死了嘛!这是典型的索引法,完全没有道理,请注意宋乔年不仅送给西门庆一百本历日,也送给玳安一百本,吴大舅、应伯爵和温秀才都分到了日历,为什么他们在西门庆死的前后没有一个死的!而且,书中不仅写宋乔年送日历,还写了府县官员送日历。看来,各级官员都送日历的故事反映的应该是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才值得《金瓶梅》如此不厌其烦地描写。
据《神宗实录》卷359 6711页的记载:万历十年,神宗宫人王氏生长子常洛,十四年郑贵妃生皇三子常洵。神宗宠爱郑妃,有废长立幼之意,迟迟不立太子。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就闹起册立太子的事件。以丞相申时行为首的大臣们屡次上疏要求册立太子以安社稷、以正国本,神宗大怒,屡次将上书之人降职罚俸禄、罢官杖责。他用高压手段封敛臣口,如此持续十余年。万历二十九年仍然如此,五月初七,都指挥郑一泰在奏本中说:“太子不立,天下震动”,此乃“万古纲常所系,宗社安危所关”.万历皇帝大怒,下谕内阁,指责郑“狂肆”.五月十一日“礼科右给事中杨天民等疏催册立,言皇长子二十龄矣,册立之期已过十年,冠婚之期已越五载……”神宗大怒,将进士出身的杨天民、王士昌等俱降为边远典史。由此看来,册立已经成为明朝神宗时代的一件历史大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大学士沈一贯上疏催立,神宗才突然“嘉其忠爱诚恳,深合朕心。遂有降谕举行之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面子?据历史记载这是因为凑巧皇太后严词督促神宗立太子之事,神宗方才改变了主意,决定立太子,沈一贯是否听到了什么风声才上疏催立,不得而知,可以肯定他上疏的时间正值神宗决定立太子后,于是神宗就答应了沈一贯的请求。沈一贯因此大受感动,以为这是皇帝“世而后仁”的表现。十月初一朝廷颁行历日,万历皇帝没出席,沈一贯为了讨好皇帝并显示自己的功劳,借颁行历日之机献上了一篇颂词。在这一颂文发表后不久,皇帝于十月十五日正式“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大奖群臣,并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仪式和庆典。至此,由万历十四年开始的册立太子事件才尘埃落定。由此可见,“太子立东宫”是多么来之不易,怎么能不令大小臣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呢!万历三十年历日的颁发给大小臣工表现欢欣鼓舞的心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样便赋予万历三十年历日一个不同于一般的意义,其他年代的日历当然不能具有这样的荣誉了。如此则可以想象得出:大小臣工将掀起一个大送日历的热潮,人们将为获得一份日历而高兴。这既表现了人们的愚忠,更表现了臣民多么期盼“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神宗皇帝能“世而后仁”,同时也是臣民对立下重大功劳、正在当权的大学士沈一贯的感谢或巴结。在这种情况下,《金瓶梅》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在《金瓶梅》中写下了省、府、县三级官员大送历日的故事,藉以表现《金瓶梅》的写作年代,就不值得奇怪了。
三、太子立东宫
不仅如此,《金瓶梅》还写了“太子立东宫”的故事。例如第87回写:“太子立东宫,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第88回写“朝廷册立东宫,郊天大赦”.有人说,哪朝都有立太子的事,怎见得《金瓶梅》写的是万历29年的历史?要知道万历年间这三件历史大事是互相关联的,太子立东宫是三件历史大事的核心,既然第71、75、76、78回已经反映了大学士献颂词的故事和省、府、县三级官员大送历日的故事,作者就应该写“太子立东宫”的故事。果然第87、88回写了这个故事,这岂能偶然!互相关联的万历年间这三件历史大事全部都反映了,这只能证明《金瓶梅》作者的确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这些故事来表现《金瓶梅》的写作年代。否则,怎么可能这样巧合呢?无根据的臆造不可能如此巧合,孤立看待反映三件历史大事的故事是没有道理的。
三件历史大事全部出现在《金瓶梅》故事情节中,可以确证《金瓶梅》应成书于万历三十年之后,因为它们是互相关联,可以彼此印证的。而且,我们在本章开篇时就谈到《金瓶梅》结束之篇的第100回,故事情节反映的黄河南徙事件仍然是万历29年的历史事实,这可以再次证明作者在故事情节中写作三件历史大事是为了表明《金瓶梅》的收笔时间。既然作者如此强调万历29年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全部故事即将结束之时仍然如此强调万历29年的历史事实,可见《金瓶梅》真正的收笔时间就一定得在万历三十年之后,而且也不会拖的太久。我们认为《金瓶梅》应该成书于万历30年或31年,万历31年更合理,因为从第71回到全书结束还有30回没写完的故事情节,一年内肯定完成不了。最晚也不会晚于万历三十二年,因为万历32年总河侍郎李化龙开成了泇河,从此避开了“徐州二洪”对运河的影响,《金瓶梅》非常关注的徐州从此地位一落千丈,可是《金瓶梅》对于这一特大历史事件毫无反应,充分说明《金瓶梅》作者收笔时间在此事件之前。
据《明史》卷85记载:因为万历24年秋至万历29年之间发生的“黄河南徙”事件,致使“徐州二洪”长期“淤沙无水”,明朝的经济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因此断流近十年,这对于明朝朝廷当然是一件“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的大问题,震惊朝野。当时就有人提出要想办法让运河避开“徐州二洪”的影响,下决心完成这个工程。但是直到万历32年总河侍郎李化龙才完成了这个工程。他自邳州直河口至夏镇(今山东微山)李家口新开了二百六十余里河道,通过泇河与中运河直接连通,从而避开了“徐州二洪”对运河的影响。这对于徐州来说当然是一场灾难,从此徐州在运河上的地位就被邳州所取代。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32年后“行旅不复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垒,无一客可延接矣”,“军民二运,俱不复经,商贾散徙,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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