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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7 10: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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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然而，“斗士”并不是孙悟空形象的全部特征。如果联系明代后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围，这一形象的塑造及其与唐僧形象的对比，与宋明儒学“事德”与“事功”的思想论争有着密切关系，表达了作者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和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
《西游记》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唐僧形象的塑造上。拙文《“醇儒”人格的反思与批判--唐僧新论》对此已有论述[1].概括说来，唐僧是封建知识分子和虔诚佛教徒的复合体形象，其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具有坚定的取经信念，但在取经的具体实践中，却表现为百无一能。一听说有妖怪，他就吓得战战兢兢，坐不稳马鞍。取经遇到了困难，他也是束手无策，毫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被妖怪捉住时，他除了乞哀告怜，就只会哭。因此，悟空送给他一个雅号--“脓包”.这种个性集中到一点，即表现为道德境界的崇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匮乏。唐僧的这种特点，和程朱理学“醇儒”式的人格理想有着重要关系。
一般说来，儒家都是重视德与义，而轻视功与利。但是从早期儒家的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们仅仅是轻视功利，但并不绝对地反对功利。董仲舒就认为：“天常以爱利为意。”（《王道统三》，《春秋繁露》卷十一）“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身之养重于义》，《春秋繁露》卷九）他虽然十分强调“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传》，《汉书》卷五十六），那是因为“忘义而恂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 （《身之养重于义》，《春秋繁露》卷九，）。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义和道作为保障，利和功就会难于长久保持。可是待到程朱理学兴起，则把道与义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把事德和事功完全对立起来。朱熹就曾片面曲解董仲舒的原意，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白鹿洞书院的教规，倡导一种“醇儒”式的人格理想，要求人们“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答陈同甫》四，《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其结果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内省”,而很少想到“外扩”.似乎人生下来，不是为了适应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于是，历史上一切事功型的人才都成了他们贬斥的对象，精神的、道德的领袖即事德型的人，却成为他们崇拜的“圣人贤者”.他们平时只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把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都看成“末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黄宗羲《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南雷文定后集》卷三）。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恶性循环，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对社会的抗争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
明代后期，随着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启蒙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不知职掌何事”（《王应熊传》，《明史》卷二五三），“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杨嗣昌传》，《明史》卷二五二）的空谈无用的“醇儒”人格进行了深刻反思。王阳明就批评理学家们“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传习录》上）。李贽则臭骂当时儒生“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如同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因记往事》，《焚书》卷四）黄宗羲也批评理学家们平时高谈阔论，用以“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南雷文定后集》卷三），以至于“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李塨《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到了国家危难之际，那些儒生竟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颜元《性理评》，《存学编》卷二）。这同唐僧明知“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但因“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一样，虽然充满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悲壮情怀，却很难让人肃然起敬，反而使人感到可悲与可叹。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醇儒”人格的悲剧。
对传统人格的反思与批判，必然导致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早在南宋，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思想家们，便针对着程朱理学重道德而轻事功的“醇儒”人格展开了激烈的论辩。陈亮就曾指出，“醇儒”们“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送吴允成运干序》，《龙川文集》卷一五），以“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为何物”（《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龙川文集》卷一）。叶适亦认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二三）逮至明代，“事功”和“务实”思想更是屡见于著述。王廷相十分注意“行”的重要，认为“致物”与“履事”应该密切结合。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知行分离的弊端，强调“知行合一”,强调不能离开“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传习录》下）。吕坤对道学家们“舍官守而语玄虚，薄事功而课名理”（谈迁《国榷》卷六六）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事功”才是真学问。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则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的著名命题，表现了对务实人格的倡导。
正是在“务实”思想的影响之下，作者把孙悟空塑造成了事功型的艺术典型。如果说唐僧仅仅是取经集团的精神领袖的话，那么，取经集团真正的主心骨却是孙悟空。且不说他一路上降妖除怪，甚至取经集团内部不少思想问题，包括唐僧的思乡畏难情绪、八戒的自私动摇，都是在悟空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克服。甚至于在对佛理的理解上，孙悟空也较唐僧高出一筹。唐僧虽然对《心经》“颠倒也念得来”,却不知道如何运用，每听说有妖怪，就吓得坐不稳马鞍，转而不得不承认悟空得到了《心经》的“真解”.然而孙悟空又绝对不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正人君子。这不仅在于他曾多次地斥责唐僧、愚弄八戒，更在于他在同妖魔鬼怪的斗争中，能抢就抢，能偷就偷，能骗就骗，坑蒙拐骗无所不用，而这些都是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卑鄙伎俩”.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事功型的斗士形象。
特别是作品第三十六回，似乎是专为唐僧和悟空这两种人格的对比而设计的：师徒们来到宝林寺，唐僧担心悟空“言语粗疏，性刚气傲”,“冲撞了本处僧人”,便自己前去借宿。他奉着“人将礼乐为先”的儒家教条，低声下气向僧官求情，却被左右刁难，气得他“欲待要哭，又恐那寺里的老和尚笑他；但暗暗扯衣揩泪，忍气吞声，急走出去”.而悟空进寺，痛骂佛像，打破大门，打碎石狮，吓得僧官及寺中五百僧人，“齐齐整整，摆班出门迎接”.两相对比，充分表现了“醇儒”人格的迂腐无用，歌颂了富有抗争精神的事功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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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7 10:49:07